国旗也许从未像今天这样悲伤。 从国家的心脏,到边远的布达拉宫广场,她在激扬的国歌声中升上旗杆的顶端,然后缓缓地降下,在这片国土上哀哀地飘扬。在天安门,在最著名的学府,在豪华的写字楼前,在最偏远的山区小学,国旗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她的悲伤。 国家也许从未像今天这样悲伤。 在中南海怀仁堂前,这个国家的主席,带领他的同事,在静默的三分钟里,低下头颅,沉痛哀悼。大街上,广场内,胡同里,办公室,火车站,股票交易场所……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也低下头颅,来表达哀伤。 汽笛和警报在我们繁衍生息的土地上一声声鸣响,那是这个国家能够发出的最高亢的悲号,也是我们聚积起来的悲伤在上空席卷,爆发和回响。 然而,国民却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力量。 国旗曾为伟人而降,国丧总为伟人而设,但今天,59年以来,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真正为普通国民而降。也是第一次,以国家仪式,来表达我们每一个个人的悲伤。这不仅仅是国家意志,更是人心所向,让每一个国民,今天都能表达自己的哀痛。 发生在今天的这一幕,前所未有地彰显着国民的价值和分量。我相信,那不仅仅是3万多名遇难者叠加起来的重量,同样是每一个国民应有的分量。 这种分量,源于对生命的崇敬和信仰。在这个国家走过许多坎坷,穿过层层历史迷雾之后,我们终于在她的体内,日益清晰地触摸到这种信仰。我们渴望着,这种信仰,能因为这场灾难,经由这场仪式,潜入一个国民的心间,植入一个社会的肌理,也溶入一个伟大国家的文化血脉。 正因为这样,我们相信,在那块正流血流泪的土地上,在那凄凉的废墟之上,也许正孕育着这个国家新的希望。 废墟上,让我们祈祷新生。 也许这会是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国家和她的国民。我们此前总是抱怨这个国度丢失了道德和准则,总是痛心这里扔掉了种种美好的价值而变得无所依托。但是今天,我们发现了深埋在人们内心一座公德和道义的宝藏。 13亿人共同举行悲伤的聚会,从最富有的人群,到最贫苦的乞丐和拾荒的老人,从执掌权力饱有财富的精英,到最卑微的常人,他们捐出自己创造的财富,也捐出自己乞讨来的口粮。大地震动过后,蕴蓄在民间最可贵的种子顽强地钻出废墟。也许它们只是短暂地迷失了自己,又也许,只是找不到适合的途径来表达,发育和长大。 也许这会是一个新的机会,让执政者重新体察他们的理念,让抽象的口号一步步化作可感的行动和作为,真正拥抱“人”的价值,找到执政的智慧。从那片废墟之上,今天已经闪耀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性之光。我们期待着,这样的人性之光,将照亮这个国家和政府面前的路途,指引她走向世界、走向强大、走向未来、走向历史。 废墟上,我们祈祷新生。 在那片废墟之上,四川省青川县的一所中学,在已被撕裂的教学楼前,尽管脚下余震不断,对面巨大的山体仍在滑坡,但是今天,人们迎着朝阳,在那根没有被摧毁的旗杆上,震后第一次升起了国旗。他们为死去的同胞降下半旗,祈祷安息。 在那片废墟之上,地震棚里,已经有孩子捧起了书本。 在那片废墟之上,灾民安置点里,孩子们又开始上课了。 劫后余生的农人开始收割庄稼,工厂在筹备恢复生产。在废墟之上,人们将建起新的家园。在废墟之上,也许将站立起一个公民的社会,一个智慧的国家。 废墟上,我们祈祷新生。
另一种生命奇迹 生命可以是废墟下170多个小时的苦苦支撑。我们一声声的呼唤和鼓励,曾一次次让废墟下的生命重见天日。这样的场面,也曾一次次让我们鼓掌欢呼,甚至喜极而泣,因为这是生命的奇迹。 但更多时候,更多奇迹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发生。 “宁可喝稀点,先把命吊着。”村支书陈兴德告诫他的乡亲们。他们一度在屋外临时搭起的棚子里,靠喝米汤保命。 然而北川县旋坪乡烧坊村的这位当家人很快意识到,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于是他派堂弟外出报信,并动员村民转移。因为组织得力,全村387人,上到80岁老人,下到9个月婴儿,在跋涉8小时后,悉数脱离险境。 这毕竟是波及大片国土的灾难。虽然我们已经倾尽全力,但跋涉的双脚能够前进的速度和救援的双手能够触摸到的地方,终归有限。而灾难留给我们的时间,又过于短暂。虽然外界的救援,一次次创造着生命的奇迹,让绝望中的人们在废墟下再见生机。然而唯有自救,像陈兴德和他的村民那样,才会创造整个村庄零伤亡的奇迹。 在镇上开会的彭州市磁峰镇石门村支部书记韩志保,更明白这个道理。他在镇上学校大门口,指挥慌乱的小学生们镇定下来,躲过灾难。然后,自己几次躲过险情,到石门村7组挨户巡查。当发现村民韩礼支正看着在地震中死去的两头生猪发愁,他一把拽住韩礼支就跑。没跑出几米,韩礼支的房子已成废墟。 生死之间,往往只隔着这一层废墟,但这便是阴阳之间永远不可往返的距离。往往此时,外界的援手,尚来不及伸到这里。 “孤岛”中,这一个个呼喊的身影,用他们的奔跑,为村民换来了更多自救的时间。这些处境危在旦夕的人们,用自己的努力,创造了更多生命的奇迹。 身为家里的“男子汉”,北川县的小哥哥张吉万,不仅要救活自己,还要拯救自己的家人。由于父母都在外地打工,这个只有11岁的孩子,不得不背着3岁的妹妹,伴随年迈的爷爷奶奶疾走10多个小时的山路。在逃生的人流中,张吉万的每一步都很吃力,但他始终未曾放弃。 年长他4岁的雷楚年,也不肯放弃。这个彭州市磁峰中学初三三班的学生,在短短两分钟里,两次返回教室,带领7名同学脱险。当他连抱带推把惊吓过度的女同学欧静带出教学楼时,整栋教学楼在他们身后瞬间垮塌。 在灾难来临之际,这不仅仅是一种勇气,更是一个生命对所有生命的渴望和怜惜。 所以,81岁的老婆婆朱群学,始终不肯离去。在地震后的90个小时里,她一直守在映秀小学坍塌的教学楼前。废墟里埋着她的孙子。她爬到被消防队员清理了数遍的瓦砾堆上,在倒塌的楼梯斜顶下,伸进一只手。她摸到了尸体,接着,她摸到了活人的身体,还听到了那里传出来的声音,很低很低。 而泥泞的村道上,更多的,是一声声注定得不到回应的呼儿唤女,但他们能够活下来,能够携手安全转移,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滂沱大雨中,有那么多人长跪不起,在近乎绝望中哭天喊地,尽管哭天,天不应,喊地,地已裂;但能够哭喊,他们已经为自己的生命创造了奇迹。这是在绝境中自救而救人的灾区群众,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生死之间创造的另一种生命奇迹。 罹难的人们,将会永远被缅怀和铭记,活着的人们,将会在他们已经创造的奇迹中,忍痛前行。 哪怕陈兴德和他的村民们种的庄稼和蔬菜,已因这场灾难而烂在地里,只要他们还有灾难降临瞬间对彼此生命的那种不舍不弃,散落的种子就会重新发芽,失去的家园也终将会被重新建起。 当太阳重新升起,在阳光所照耀不到的黑夜里,悲痛也许还会伴随噩梦般的回忆,在一颗颗饱受创伤的心灵里继续。未来,在援助和真情触摸不到的内心,还得依靠灾区群众,一如既往地创造新的奇迹,一种与生命更与生活有关的奇迹。 这种奇迹,足以温暖所有生者的余生,足以告慰所有死者的亡灵。
男人骑在摩托车上,准备出发。他回头看看妻子,尽管已经紧紧绑在自己背上,但他似乎仍想再确认一下她的位置是否妥帖。妻子坐后座,整个伏在他背上,双臂也像往常一样,环绕在他胸前。 这双手总是紧抱住自己男人的胸膛。摩托车开得飞快,这样搂着既安全又亲密。他们会这样去赶集,去走亲戚,甚至在四川不多见的太阳天里,去兜风。 然而今天,女人的手臂松松的,要用绳子才能固定。摩托车上,不再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而是一个伤心的男人和一具尸体。 他从废墟上那些尖利的碎石中刨出她,准备送她去太平间。这最后一程,他要确保她的舒适和安全。再回头看看,她一切都好吧?再回头看看,像往常一样。 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的图片,记录下了这回头的一瞬。
家园不是挥手就能告别的 对周康龙来说,“家园”这个词曾经意味着很多。那包括:他位于北川县政府附近小河街的家、老妻和儿子,以及61年的人生记忆。 但是几天来,这个词语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少。 先是房子塌了,把老婆和儿子埋在下面。幸存的人一个接一个被送出去,他不走;传来山上水坝出现险情的消息,他不走;全城救援人员撤退之时,北川县城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他还是不走。 几天来,头顶被砸破的周康龙,徒然地用木拐杖撬着钢筋,寻找自己的亲人。汗水和泪水,无数次轻轻滴落在散乱的砖头之中。 他真的找到了儿子,却又听着他的呼吸逐渐微弱,看着他闭上眼睛。儿子今年才28岁,原本打算秋天结婚。 他还想再找到妻子。废墟中有窸窸窣窣的响声,他冲上去一通狂扒。最终扒出来的,是自己养的两条狗。 希望渐渐破灭了,周康龙呆坐在废墟和瓦砾旁边,面色凝重,一言不发。没有人知道,是死去的人更不幸,还是活着的人更不幸。 14日下午,一名记者劝说他一起走出去,他同意了,跟在记者后面。当记者下到一条旱河河床时,周康龙站住了,说什么都不肯再下来。 (http://www.51985211.com) 他挥手告别:“你们快点走吧,这里太危险。我的心情实在是太悲痛了,等我平静一些后,再自己出去吧。” 他不愿离开,他得留下时间,向这个只剩下残垣断壁、埋着自己所有记忆的地方告别。 告别进行到傍晚时分,周康龙决定出发了。 他背起白布裹着的小小的行李包,迈出这格外艰难的第一步。他走在已拧成麻花的县城公路上,后面跟着那两条黑色的狗。照片里,他的背影有些单薄,两条狗也有些瘦弱。 在不知道方向的迁移路上,许多人的家园所剩不多。对他而言更少:只剩下两条狗。 这是他最后的依靠和寄托。“人死了,畜生还在。”他的脸上带着笑,也泪眼婆娑。 无数的家园一夕梦碎,无数的家庭生离死别,无数孩子成为孤儿。而周康龙的背影却在讲述着,无数的老人,余生只能与动物相伴。 有记者用相机记录了另一位跋涉中的老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能看到他手里,紧紧握着一只小鸡。这只小鸡早在半路就死掉了,但他却舍不得丢弃。 那哪里像一只死掉的小鸡?那分明是这个世界留给他的一切希望。 这些默默喘息着的老人,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丝毫欲望去呼喊了。沉默。黯淡的目光。无力的四肢。永远的孤独。 劫后余生,一时的悲痛和泪水过后,人们将开始重建自己的家园,幸运而艰难的新生活终将开始。 然而,我不知道什么将会等待这些老人。他们在地震中没有颓然倒下,活下去却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坚持。 好在,我们看到了那坚持——即使只是两条小狗、一只小鸡。
废墟下的别样表情
邓清清打开手电筒。在被一束暖光冲淡的黑暗里,希望重新苏醒了。而在此之前,什邡市的蓥华镇中学倒塌的楼房底下,一片死寂。 这个满心害怕的初一女孩儿,独自被卡在钢筋和水泥板的缝隙,活泼的生命,随时可能会被吞没——这只是5月12日以后,发生在震区其中一座废墟下一处角落里的不幸。 事实是,同一时间里,更有数万条生命被埋在瓦砾和钢筋底下。根本不必刻意环顾,这里到处是废墟,到处是已经死去、或者正在死去的人。然而更让人惊异的是,在如此绝境之中,那些废墟下面孩子脸上挂着的别样表情。 又冷又饿的邓清清,此刻的表情是沉静的。 借着手电筒的光,她开始看书,借此来“缓解心中的害怕”。在阳光照不到的死寂空间里,她翻动书页,细微的声音顽强地钻过裂缝,穿透阻隔,透露出生的消息。 沉静的表情,也出现在北川。当老师让被压住的孩子们不要惊慌,几个孩子一起翻出掩埋在泥土中的书来,安静地看。另一名同样被压住的女孩儿,看见记者的镜头时,赶紧打理了一下头发,让他把自己拍得好看一些。 废墟之下,有着充满梦想的表情。 被压住手脚的女孩罗瑶,始终不肯让自己睡着。因为她还有个梦想——做一名钢琴家。过了一会儿,她修改了这个梦想,疼痛的双腿让她决定,如果可能,还是做一名芭蕾舞演员吧。 还有许多这样的梦想,或者叫“打算”。有的打算严肃而实际:学校毁了,明年只怕得换家学校复读了。 有的则细小甚至不值一提:在汉旺镇东汽中学埋了72小时的薛萧,最大的梦想不过是一杯可乐。“给我一杯可乐。”在被抬出废墟后,这个在他心里重复了千百次的愿望脱口而出,末了,这个历经了生死的男孩儿,不忘追加一个“苛刻”条件:“要冰冻的。” 不管是伟大的还是虚幻的,清晰的还是模糊的,这些梦想同样弥足珍贵,给人信心和勇气。 废墟之下,还有带着歌声的表情。 在北川县中学废墟下,16岁的李安宁和同学们,一起挺过了艰难的10小时。这是他们人生最冲动和懵懂的年纪,许多梦想没有实现,许多爱恨没有说完,但5月12日,所有梦想和爱恨一起被砸在地下。 不知谁开了头,他们开始一起唱歌,唱流行歌曲,唱了很多。李安宁记得,其中一句是,“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看不见希望的绝境里,歌声成为他们的翅膀。在北川县的一座幼儿园,小女孩任思雨被卡住双腿,下半身沾满鲜血。人们看到她紧咬牙齿,却没有哭。听到了吗?孩子开始唱歌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 废墟下,还有很多很多表情,错综复杂。 在照片里,我们看到,人们面带污泥,表情是惊惶的。有的人,腿脚被紧紧压住,表情因痛苦而扭曲。还有的,被层层障碍围住,只从缝隙里露出脸来,疲惫、虚弱。但是每个人的眼睛都有光芒亮着,那里有渴望也有请求,有悲伤也有镇静。 而更多的表情,掩盖在泥沙中,我们还没有看到。甚至,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 像这个已经离去的孩子。看不见他或她的脸,只看到一只手,从废墟中伸出来,伤痕累累,布满淤血和伤口,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坚持,是手里的一支笔。 一支暗红色破碎的笔,被拳头紧紧抓住,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这是惟一和最后的希望,这是惟一和最后的梦想,这是我们看到一条生命,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表情。 废墟之下,生和死的搏斗还在无声地进行,也许每一秒钟都有人离去。我们不知道,在黑暗和潮湿的地下,那些坚忍的生命忍受着怎样的煎熬。 但我们知道,他们都带着自己的表情。 无情的灾难,可以夺去生命,可以毁灭家园,可以隔绝生死。但是,它却不能抹掉每一条生命脸上的表情:也许是痛苦,是悲伤,或惊恐。但没关系,任何表情,都是生命丰富多彩的表征。
人类心跳的汶川时间
如果我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无论肤色,无论东西,无论制度,无论国籍,无论官民军民,无论政见,无论贫富,无论男女,无论长幼……所有的心都在同一个时刻在同一个频率上跳动,那么,现在,这样的时刻到来了,那就是中国的汶川时间。 那个时刻开始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那个时刻,成千上万颗停止跳动的心脏,沉重按下了汶川时间的秒表,从中南海开始,所有还在跳动的人类心脏,都以最快速度向以汶川为中心的危情区域奔跑,有的心脏带着身体去了——其中有一个躯体属于一个名字叫温家宝,有的心脏穿着军装去了,有的心脏带着电视信号去了,有的心脏派遣血液和资金去了(由于血液和善款像洪流一样奔涌,中国几乎所有的血库都已装满,红十字会的捐款网络一度瘫痪),有的派遣眼泪,有的派遣祈祷,有的派遣慰问……即使以发表不同声音为天职的那些操各种语言的媒体心脏,这次也只跳出了一种声音:中国对危机的反应及时、公开而得力。 这是人类值得自豪的时刻,在自然灾难面前,世界各民族人性中最美的部分像孔雀尾翎一样盛开,五光十色。 这是中国值得骄傲的时刻,政府展示出自己的开放、效率和学习能力,民众呈现出自己的宽容、同情与善良。 这是一些西方媒体值得尊重的时刻,虽然他们此前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但他们现在没有把中国的民心当鸡蛋。 这是四川人,特别是震区人民值得赞赏的时刻,他们在大灾难中表现出了让世人难以置信的镇定与从容、忍耐与坚韧,代表他们的是那个被掩埋在瓦砾中的女孩,居然一边等待救援,一边沉静地读书。有人把她称作“一尊女神”,我赞成,她很可能是巫山神女。 …… 人类心跳进入汶川时间,是因为中国心跳开始进入世界时间。中国对外开放30年,每过一年,与国际轨道就接近一分,摒弃阶级斗争,发展市场经济,加入人权国际,签署WTO,举办奥运会,进入网络时代……特别是在西藏事件被歪曲报道,奥运火炬被杯葛阻拦之后,中国当局还能顺应世界企盼,与藏传佛教最高领袖代表磋商,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与尊重,并且对人的生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珍爱和重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倍努力!”这是高于其他一切宣言的人性宣言。 100多年前,中国的先贤们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假如我们暂时放下脑子里的刻痕,听听自己心跳的声音,此刻你能听到整个人类心跳浩浩荡荡的涛声,因为你的心跳进入了人类时间。什么是世界潮流?就是人心所向
定格一种倒下的姿势 迄今没有见到为他们留下的影像,定格他们倒在废墟里的姿势。也许根本就没有人为他们留下过影像。但是,随着搜救人员一点点挖开瓦砾、水泥和砖块,我们依旧记住了这样一种倒下的姿势: 21岁的幼儿园老师瞿万容,被扒出废墟时,人们看到她扑在地上,用后背牢牢挡住一块垮塌的水泥板,紧紧护住自己怀里的一个孩子。 孩子只受了轻伤,呼吸很平稳,而年轻的女老师,却因为头部和背部骨折,早已停止呼吸。 这一幕,定格在“5?12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天,人们扒开绵竹市遵道镇欢欢幼儿园废墟时的那一刻。 在地震刹那间摧毁我们的家园后,从城市的碎片下,不止一处,人们看到这种凝固的姿势。 5月13日22时12分,震后第二天,德阳市看到了这种姿势。在汉旺镇东汽中学的废墟下,年近50岁的教导主任谭千秋,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4个学生。他的后脑被楼板砸得深深凹下去,但4个学生都活了下来。 5月14日7时,震后第三天,崇州市看到了这种姿势。当一夜未眠的搜救人员从怀远镇中学垮塌的教学楼下找到吴忠洪的遗体时,这位45岁的英语老师背部向上弓曲着,双手撑地,身下是两名已经死去的学生。 5月14日早上,震后第三天,什邡市看到了这种姿势。搜救人员在龙居中心小学的废墟里刨出一个死去的女子,她同样正努力护着3个孩子,而她的头已被砸下的重物削去一半。幸存师生仔细辨认,才认出那是学校最年轻的女老师向丽。 5月14日10时,震后第三天,绵阳市看到了这种姿势。在平武县南坝小学塌下的一根钢筋水泥横梁下,48岁的代课女老师杜正香趴在瓦砾里,头朝着门的方向,双手死死地各拉住一个孩子,胸前还护着3个孩子。 汶川县也看到了这种姿势。当那里的幸存者们徒手搬开垮塌的映秀镇小学教学楼的一角时,他们惊呆了:29岁的男老师张米亚跪扑在废墟上,双臂紧紧搂着两个孩子。孩子都还活着,这位平时爱唱歌的老师却已经离我们而去。他紧抱着孩子的手臂已经僵硬,为了救出孩子,救援人员不得不含泪将手臂锯断。 不仅仅是老师们。 人们还在各地的废墟中,发现了那些躲在父母身下幸存的孩子。在家园崩塌的那一刻,父母用自己的躯体扛住砸落的重物,为他们阻挡死神。 这样一种倒下的姿势,定格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瞬,尽管不能以影像的形式流传,却足以在人们心间永久驻留。 这样一种倒下的姿势,定格了他们在这世上的最后一次努力,那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他人。 在这最后的瞬间,我相信没有功利的考量,来不及是非的权衡,而只有人性深处的本真,以及人类心中永不泯灭的爱。再强大的自然伟力,也摧毁不了它。这种爱,足以战胜自然的伟力,为生命支撑起一块的空间,尽管狭小局促,甚至狼狈,但是无比壮美。 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们,但也许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他们以同样的姿势,倒在这个刚刚过去的美好的春天。
送不出的糖果 在什邡市红白镇,有一个记者,记录了一小段关于糖果的故事。 甜蜜的糖果,幸福的童年,笑得出声来的回忆——在这个曾经存在过几十年的小镇里,你不要再提起这些。 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孩子了。地震中,许多孩子被压在废墟下,生命永远留在儿时。另一些,带着对家园和亲人的残破记忆,转移到了外地。 他们都吃不到刘自力带来的糖果了。这名来自深圳的年轻特警,和他的同事们一样,除了各种重负,还在衣袋里装满了糖果。 来自远方、充满祝福的糖果,这是刘自力的家人塞给他们的。人们希望,这些糖果可以被送给孩子们。他们一定清楚,灾难中的糖果代表着什么:希望、安抚,以及重新露出笑容的勇气。 但刘自力没有送出一颗糖。“一颗都没有,”他喃喃地告诉来采访的凤凰周刊记者。记者看到,一个又一个孩子被刨出。他们的拳头里,或者攥着一支笔,或者一块橡皮,可是他们抓不住夭逝的童年。 那一定是充满青山绿水和欢声笑语的童年,他们被寄予厚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字样还留在校舍残留的墙上。他们长不大了。 留在身后的,是红书包、蓝书包、黄书包。有的书包里,五彩斑斓的书本整齐地摆放着,有的书包上,动画狗“史奴比”戴着草帽一脸坏笑。背着这些书包的孩子们,是不是也曾有过蹦蹦跳跳的放学路?是不是也有作业没有完成的忧心忡忡? 在什邡,在北川,在绵竹,在汶川……多少孩子被埋葬?多少梦想来不及生长?埋住的只是些孩子吗?对父母来说,他们和她们,也都是糖,让每个家庭有希望的糖,给每个家庭带来甜蜜的糖。 现在却都不存在了,只剩一片废墟,和一堆瞬间成空的欢乐。 还有一群泪流满面的人。他们站在烈日下,守着一个变成废墟的往日乐园,口袋里,揣着送不出去的糖果。
“失态”让我们多情 电视里的那个男人哭了。他是央视新闻直播的主持人,叫赵普,一个此前并不大被关注的年轻人。 正是在他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表情。在连线地震现场的前方记者时,得知一位护士长正在一线抢救伤员,而她的孩子仍被埋在倒塌的校舍内。主持人终于无法继续控制自己的情绪。 “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是因为这片土地的人民懂得互相守望和帮助。”他语调低沉,几度哽咽。不过,他还是眼含泪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才勉强把话说完。 可能有人会说,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赵普似乎有些失态,或者说有失新闻人的职业风度。这毕竟是一个要求尽量保持客观中立,控制个人情感的职业。但在此刻,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新闻,而是情同此心的情感共鸣,而是一个符号背后,所应蕴涵的血肉真情和应该真实流露的面部表情。 这也是每个生命内部最柔软的部分,更是每个国家和社会深处最人性的细节表征。所以,看到赵普在镜头前泪光盈盈后,无数观众才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动容。 这是一种一再被有意无意掩饰的表情,在2008年中国最困难的时刻,我们终于看到了他的真容。这确是我们曾真切期盼的画面,所以,一个男主播流泪的瞬间,会一次又一次在我们的心间回放,并传为美谈。 习惯了一个符号几十年一成不变的正襟危坐,因为他背后似乎意味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气派和气魄,他需要高高在上不动声色,总有人见不得他泪眼沾襟,显露出丝毫的柔弱。而如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主持人和他所代表的国家电视台,在举国同悲的时刻,学会拥有了更丰富的动作和表情? 是的,不论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一个主播,流泪多少都是一种失态。但在赵普的失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和他没有具体表情的国家,学会了对其他生命消逝的悲恸,对幸存生命的悲悯。 所以我们看到,四川电视台的女记者在与现场连线时泣不成声;所以我们听到,“我首先是个人,之后才是个新闻工作者,职业性和感情的自然流露并不矛盾。”在灾难面前,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而这个国家,也有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表情。 感谢这个男人的眼泪,他让一副一度冰冷的面孔变得温暖,也让人心更加柔软,让这个充满激情的国家,变得多情。
让正义在我们内心生长
地震后,35岁的生意人小罗天天开着私家车在城里转,看见走不动的老者,就用车送,哪里缺水,就去周边的市县运。 “我只能每天让自己忙碌起来,强迫自己不去想家人。”他说。地震时,他四川汉旺老家的11口家人被深埋在地下,消防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但他们却连这一点时间都没有捱过。 然而一夜之间,这个受难者就成了志愿者。 头戴小红帽、臂缠黄丝带的他并不孤单。汶川县初中生董硕也是受难者,在地震中他受轻伤被送到医院救治,却抢着帮医生抬担架。“我13岁了,我是男生,我抬得动!” 几天内,不分国籍、地域、种族、性别,世界各地的志愿者都来了。 啃着大饼的12位沂蒙山人来了,地震次日自费坐飞机到灾区救援,自带了7天口粮。 32年前遭遇那场强震的唐山市民徐煜来了,踩着瓦砾行进10公里,为灾区群众进行心理辅导。 生活在成都的桥梁工程师、美国人罗安来了。与他同行的,还有16名外国人。 来的人中,有成都孕妇,有韩寒、成龙、李连杰,还有嵩山少林寺的僧人、山西的煤老板。5月17日中午,由6辆悍马车组成的山西车队从成都开往绵竹,车身上写着“我们要与地震抗争到底”。 这支队伍从没像现在这样长过,以至于私家车太多,交通堵塞,大型救援车进不去。因为缺乏专业技能,很多救人者成为求救者。相关组织不得不呼吁:不要盲目到灾区当志愿者,献爱心不分一线、二线。 我们承认,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还很不专业。有人刚关上电脑,连手套都没带一双就来了。有人拉了一车面包,到了地方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救援物资从哪里发出到哪里由谁接收,最终以什么样的形式发放,他们全然不知。有人做心理辅导,却承诺自己根本做不到的“我一定帮你找到父母”。 但那又有什么?他们正从这场灾难中开始第一次稚嫩的尝试,开始学习。 队伍仍在膨胀。他们不开私家车,不多打电话,不占用政府的救灾资源,步行着向灾区迈进。 他们被称为“中国式阿甘”。我们都还记得那部电影,《阿甘正传》。阿甘爱别人需要理由吗?那么,做志愿者需要理由吗?这些志愿者有着“最简单”的逻辑——执著! 电影告诉我们:一旦你透过阿甘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它将从此完全改变。 “志愿者”,其拉丁文本源之意是“希望、决心或渴望”。面对废墟,面对求救的眼神,这一群人在那一刻怀着同一种希望、抱着同一种决心、认定了同一种价值:同情的正义和反哺的正义。 怀有这种正义,志愿者们触摸到了自己的内心。而这个国家,正生长着一种多么美好的公民情感表达。
最后一位幸存者 谁将是最后一位幸存者?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发生在他(她)身上的故事,将成为一个意象,一种象征,甚至一段史诗,而绝不仅仅是肉体意义上的生理奇迹。与其说那是一个有关绝处逢生的故事,毋宁说那个故事真正关乎的其实是一种信仰和法则,那就是——生命高于一切。 我们还不知道这位最后的幸存者将会是谁,那是因为我们至今没有放弃搜救生命。自灾难开始的那一刻起,这块土地,这个国家,这群国民,便秉持这一信仰,遵守这一法则,不遗余力地搜救生命,决不轻言放弃。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最初没有,现在依然没有。自始至终,我们都祈愿生命出现奇迹。 震后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已过,直至今天,这期间每天都有幸存者被人们从废墟中救出。有关生命奇迹的纪录,一次又一次被刷新。而最新的幸存者,是汶川县映秀镇一位男子叫马袁江(音),他被救起时已经在废墟中被埋了179个小时。但我们依然不愿相信,他就是最后的奇迹。 谁会是最后的幸存者,是偏远小村落里被压在自家房屋下的一名村妇?是坍塌的学校废墟下一个成绩不那么出色的小学生?是镇上银行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是医院里一位不大漂亮的女护士?或许是工厂里一个正在午睡的年轻的打工者? 他(她)是谁?他(她)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她)是一条生命。当这条生命最终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将牵动这个国家最卓越的精英和最平凡的百姓。那一刻,这个普通人所受到的关注,决不亚于任何一位英雄和伟人。 他(她)所在这个国家的主席,向国民发出号召:“要把挽救人的生命作为当务之急、作为重中之重。”这个国家的总理,站在那块埋压着他(她)的土地上,发出命令:“我要10万群众脱脸。”而那些在前方焦急地搜寻他(她)的人们,也“向每个生命宣誓”,“我们决不放弃!” 因为这些,他(她)才得以创造生命的奇迹。若非出于对生命的信仰,若非将“生命高于一切”的法则根植于内心,我们将看不到这样的奇迹。 所以尽管家园被摧毁,更多的人被夺去生命,但至少他(她)向我们预示了一种希望:在这个国家,“人”的意义开始苏醒,萌发,强化。而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它进一步凝固和升华。 从这一意义上,我们祈愿他(她)和与他(她)同样的幸存者们,以及那些不幸遇难的人们,将一同被写入共和国的史册,存入一个国家的记忆,潜入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心灵。 这位最后的幸存者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似乎将是一个句号,意味着地震废墟下其他生命的终止,奇迹再也不会出现,但那并不意味着终结。相反地,我们祈愿,从那一刻起,这个国家,这群国民,对生命的信仰和对每一个个人的珍视,将从此真正开启。
生命,只差一步 地震后24小时,这个蓝衣女孩依然保持着一天以前、那骇人一刻来临时的姿态:跑出教室、寻求逃生之路的姿态。 我们暂时无从得知她的名字,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她静静地躺在北川中学倒塌的楼板下。不,是站在。也不对,准确地说,她被夹在倒塌的楼板和废墟之间。所以,她仍保持着逃生刹那的姿态,她还在“跑”着。 左腿已迈出,头和身子的大半都露在废墟外。可是,倒塌的楼板——厚厚的两层倒塌的楼板——压住了脊背。右腿埋在废墟里,身边散落着课本和课桌腿。双臂无力地垂下,头也向下垂着,看不清面容,唯有垂落的长发,告诉我们她的性别。 志愿者为她拍了短暂人生中最后一张照片。她试图跑出教室,却没有跑赢死神。 生命,只差一步。 地震前一天下午,欢快的笑声响彻北川中学的校园。为了更好地调整高三学生的心态,一场别开生面的师生运动会在操场上举行。网上的照片向人们展示了这所学校最后的欢愉:一个穿着红白色无袖T恤的大小伙子,在女老师的帮助下做参赛准备;穿着紫色衬衫、留着一撇小胡子的男老师,双手各抱一个篮球,双膝间夹着一个篮球,往前蹦着参加接力,学生们被老师的滑稽样逗得大笑,将双手举过头顶为老师加油…… 作为背景的教学楼,此刻,已成一片废墟。这所中学死亡和下落不明者,达1200余人。 细心的网友试图在那几张运动会照片里寻找蓝衣女孩。人群远处确实有一个扎着辫子的蓝衣女孩,但那仅仅是影子。这个女孩,终于还是以一种模糊的面目,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她被定格的姿态,无比清晰和强烈地传达着一个柔弱生命顽强的求生意志。 只差一步,她没能跑过。另一些人跑过了,哪怕失去用来奔跑的腿。 一个叫月月的孩子,被困废墟下,左腿被楼板死死卡住,已经坏死。听到医生说要截肢才能救她出去,她焦急地哀求:“千万不要锯我的腿啊!”等到截肢手术结束,她问医生:“叔叔,我是不是最勇敢的?” 绵竹的刘岗,被数千斤巨石压着。在一天漫长的等待里,他不止一次地想:垮一片山石下来,埋了自己算了。一天以后,他的11个亲戚闻讯赶来,但徒手根本无法将他救出。他冷静地向亲人提出锯腿保命,然后指定有力气的侄女婿来动手。侄女婿先将圆钢钎锤扁,再拿钢钎使劲锯。等骨头露出来了,又换水果刀一点点切割腿骨。血流出来,妻子哭昏过去,刘岗没有喊停。如今,他躺在大坪医院,已接受了手术,情况稳定。 在北川县城中央农行大楼的废墟里,一位名叫宫天秀的女子被埋73.5小时。救援时,她的右小腿被巨石压着,要将她救出,唯一的方法只能尽快截肢。空间狭小,救援人员根本搭不上手。最后,宫天秀用自己的右手,一点一点锯断了自己的右腿。 还有一名被困者李科,右脚被一组重梁压住,由于施救的洞口只有30厘米,始终有约1厘米的骨肉无法分离。他在了解情势后,为了早一秒钟摆脱死神,让医生后撤一点,随后自己活生生地扯断了自己的右脚。 生命,只差一步。然而为了迈过这一步,又需要何等的决绝和坚毅。这是怎样的一种勇气!壮士断腕,他们都不是壮士,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却上演了一场场生命的不屈壮歌。 我毫不怀疑,在灾难来临之际,这些人们经历过恐慌、害怕甚至绝望。但在那一步间,无论最终是否成功,他们身上迸发出的勇气与意志,让我看到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希望。
5月19日:成都的14点28分 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无数脸色凝重的市民汇聚到这里。 街道的上方布满了白底黑字的挽联,许多人手捧一束白花。4个左臂上扎着黑纱的大学生,正抬着一个巨大的花圈往人群中挤。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场中心的集中悼念处。 各种车辆形成了见首不见尾的车队,把偌大的广场围得水泄不通。马路上,有志愿者在车辆中穿梭,发着小白花和写着“永哀”字样的白纸条,人们默默地接过,一个男子把它慢慢地绑在后视镜上,有人就戴在自己的胸前。 人们正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那阵巨大悲伤,再过几分钟,就是汶川特大地震七天的祭时,也是这个国家所设立的3天全国哀悼日中最肃穆的仪式。 14点28分,广场上空传来了防空警报声,这声音由弱变强,冲击着人们的耳膜,周围车辆里的司机,也同时按下了喇叭,为这巨大的声响增添分贝。 广场上的人们停止了喧闹和移动。他们面向汶川的方向,用同一个姿势站立着:双手下垂,低下头颅。一个怀里捧着百合花的清秀女孩双目紧闭,泪水慢慢从她的脸庞滑落,她并未抬手擦去。 在广场的外侧,一个怀抱婴儿的母亲也默默地站着,她和婴儿的胸口都扎着小白花。这位安静的母亲,流露出悲伤的眼神,怀里的宝宝还在熟睡中,只有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一个孤单的女子,因为过度悲伤而昏倒,周围的人们赶紧把她扶到阴凉的地方,有人掐着她的人中,有人拨打着120的急救电话。 180秒后,防空警报的鸣响逐渐减弱,消失。但人们的悼念活动还在继续。 人们从平静中挣脱出来。有人开始唱起国歌。一个穿着“四川大学”字样短袖的小伙子,大声喊着“雄起!”这声音如同一个小火星,丢进了正在沸腾的油锅里。 像是为了增添力量,人们把小白花从胸口摘下,握在手里。无数只握着小白花的手臂整齐划一地放下,举起。无数个喉咙用四川方言吼出这样的声音:“雄起!雄起!” “川人从未负国,国人绝不负川!”一群穿黑T恤的小伙子突然举起一条这样的标语。像是受到了提醒,人们开始喊起新的口号:“中国,雄起!中国,雄起!”有人开始唱起国歌,许多人高声应和。 在广场最中心的集中悼念处,人们拉出一条巨大的黑纱,上面写着四个白色大字:“同胞,走好。”在黑纱下面,人们默默地把带来的鲜花放在那里,然后鞠躬默哀。不到5分钟时间,鲜花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 在鲜花的边上,有人点起了12根白蜡烛。蜡烛上跳动着的微弱火焰,总是被人们带起的风吹熄,一个戴着黑纱的男子守在那里,一次次地把这些被吹熄的蜡烛重新点亮。
贫苦者也有爱的力量 过去他乞讨,是为了填饱肚子,等着别人来捐助。现在他乞讨,是为了多讨些钱,去捐助别人。 5月15日中午,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出现在南京市江宁区红十字会的募捐点前。他套着一件打了许多补丁的蓝色上衣,脚上穿着破旧的凉鞋,他的头发和胡须一绺一绺的,像挂着一层白霜。 他在四川地震灾区的照片前站了许久,然后抓着老式的白瓷缸,走到募捐箱前,瓷缸里散落的硬币发出“咣啷咣啷”的声响。 “他是来讨钱的。”这是募捐点工作人员郭沙瑊的第一反应。 老人的左手勾着缸把儿,指缝间夹着一张很旧的钱。他把钱抽出来,展开,展平了,两只手很郑重地把这5元纸币放进募捐箱。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老人走出了十几步,郭沙瑊才回过神来。她拿着留言簿追上去请他签名。 “不需要。”老人挥挥手。他的右腿看起来不大灵便,步履蹒跚,消失在人群中。 但是3个小时后,老人又回来了。这次,他拿出一张崭新的100元纸币,什么也没说,就要往募捐箱里塞。 郭沙瑊拦住他,问:“你怎么又来了?刚才你已经捐过啦。” 这个白发苍苍的乞丐嘟囔着说:“刚才想多捐点钱,身上都是一毛两毛的硬币,放在箱子里,那是给你们添乱……”他刚刚凑足100元零钱,为此特意到银行排了很长的队,跟银行工作人员说了许多好话,才换来这张新钱。 “四川那边的人遭了这么大的灾,命都没了。我是个要饭的,但现在比他们强多了。”他还是嘟囔着说。 105元,对富人而言,只是一包烟,一支口红或一顿晚餐;对普通人而言,不过是少喝两瓶酒,少买一件衣服;但对这位老人而言,是伸了多少次的乞讨的手。 后来郭沙瑊才知道,老人叫徐超,67岁,在南京乞讨已经8年。这105元,他乞讨了整整8天。现在,他还想再讨100元,捐给灾区。 爱心和善举没有贫富之分。并不因为钱少,乞讨者的爱心就显得廉价。也并不因为贫苦,贫苦者就没有爱的力量。 这一点,郭沙瑊能看到。在为期两天的募捐过程中,她既接待了开着奔驰车送来一包钱却不肯留下姓名的富人,也接待了特意赶来的“的哥”,捐出跑两个礼拜才能挣到的钱。还有在对面菜场里专买便宜菜的老奶奶,从手帕包着的零钱中捡出唯一一张50元钞票……这些都让她感动。 两天下来,这个小小的募捐点一共收到捐款16641元。郭沙瑊如今已经回到她所在的房地产公司上班,但这两天经历的人和事,“对我的震撼非常大,它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 乞丐徐超将钱塞进捐款箱的那一刻,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有人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第二天中午,当地电视台的记者在一家小饭馆门前找到了他。那时,这位乞讨的老人正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等着客人吃剩下的饭菜。 在捐光身上所有的钱之后,到那时为止,他又讨到了3块6毛钱,还缺96块4毛
倾城之下的他和她 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男子,她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子。 他叫邓立,她叫黄芳。5月12日这天下午,他们正在四川彭州拍婚纱照。这对新人选择了一处法式天主教堂,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洁白的婚纱、鲜艳的胭脂以及满地的玫瑰——新婚夫妇微笑着端坐在古建筑前,正在享受前所未有的幸福时光。 这座城市里有着无数对他与她。5月12日的这个下午,他们都经历了属于自己的两人世界。家住彭州市小鱼洞镇的杜小红夫妇正在午休,千里之外的北京女孩“细猴”则刚刚收到汶川男友的短信:“宝贝,我很想你,我们结婚吧!” 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忠贞的爱情,以及天长地久的厮守,就在离他们最近的地方。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这一切本来不该是什么奢望。 为黄芳拍照的摄影师回忆说,他听到一阵下雨似的声音,转眼一看,瓦片正在往下掉,接着天昏地暗,呼吸困难。约两分钟后尘烟渐次散去,大家才清醒过来。当事人黄芳一下子跳到院子的天井处,紧紧拽着邓立的手。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此刻已不是一种誓言,而是已回归成一种本能:不然杜小红就不会扑向丈夫后背,用自己换回他的生命;不然“细猴”的男友就不会在最后时刻打来电话:“你照顾好自己”;不然南京“驴友”大刘在进入灾区救助之前,也不会留下一个手机号码:“其他人我来之前都交待好了。如果两天后你打我电话没人接,你就给这个女孩打电话,告诉她一句话,‘我喜欢她’”…… 没有人知道,他或者她,在生死抉择的刹那,内心深处想着什么。或许,他或者她根本来不及思考,只是下意识地做出反应。 从来没觉得世界可以如此简单,只有他与她;也从来不认为什么可以永垂不朽,除了爱情,当然还是爱情。 正如黄芳紧紧依偎在邓立身边,抓住他的臂膀。她已经无暇顾及布满灰尘的婚纱、失去光泽的钻石和凌乱不堪的发型。她也看不到一片废墟的教堂,灰头土脸的新郎和狼狈不堪的旁人。 有时候,他或者她,伸出的并不是一双手。一位不知姓名的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遗体绑在背部,送她去太平间。在巨大悲痛的折磨中,他努力要给予她最后的尊严。他哪里忍心想着妻子躺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之中。 有一位妻子选择为丈夫唱歌。在被困的黑暗中,她先是为他唱歌,接着讲述两人相识以来的故事。此刻,他们的儿子还生死不明,因此“必须活下来”。 更多的生者选择了珍惜。一对情侣手拉手来到民政局登记结婚。他们表示劫后余生令他们更加珍惜彼此。来自5个婚姻登记处的数据显示,地震不仅没有影响婚姻登记,前来注册的人反而增多了。仅沙坪坝区登记结婚的就达到了120对,较平时增加了30对。 黄芳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会留下什么瞬间。5月12日的这个下午,心情稍稍平稳之后,她笑吟吟地站起来,和其他4对新人一道,在废墟前留下合影。 别的她不知道,起码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
这是我们内心共同的伤口
一排深深的牙印,印在一级士官李武的手臂上,但真正的痛,却不在他手上,“而在心里”。 5月15日下午5时,一位哭泣的小姑娘,试图冲入遗体掩埋现场,被负责维护秩序的李武拦住。悲痛的小姑娘抓起李武一只胳膊,猛地一口咬住。甚至,她见李武纹丝不动,还拔出衣服上一枚约3厘米长的胸针,一下全扎入他手臂。 但李武没有任何反抗,因为他觉得,“只要我的伤痛,能减轻她的一点伤痛,那就让她咬吧!” 和李武手臂上的伤口一样,这场灾难已经成为我们内心共同的创伤。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西南腹地被撕开一道伤口开始,疼痛已沿着血脉,从四川汶川出发,抵达四面八方的每一个神经末梢。 这种伤痛,在现场的李武感觉到了,不在现场的我们,也感觉得到。 尽管我们中的不少人正忙于上班、炒股或备考,但从这一刻起,我们的心开始跟随汶川大地上每一次震动而悸动。我们的生活,开始不由自主地变得与以往不同,获知有关震灾的信息,理所当然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不知不觉潸然落泪,有人大庭广众下泣不成声。因为我们心里有一道共同的伤口,它在这一刻深入我们内心,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无法回避和遗忘。 这里是2008年5月13日中午的广东。东莞市建军科技电子有限公司食堂里的100多人坐得如此之近,只因他们有一个相同的身份:四川人。虽然一些人仍然相互陌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聚在电视机前,收看关于家乡震灾的新闻。不同的面容上,流露出相同的表情:焦虑、沉痛、无奈、凝重……他们共同分担彼此内心的苦痛。这些隔山隔水远望故乡的人们发现,故乡此时此刻离自己这么近。 汶川大地上每一道裂痕,都曾撕碎四川人的心,也让他们以外的每一颗善良的心隐隐作痛,因为我们内心有一道共同的伤口。 这里是2008年5月14日早上的唐山。成群结队的市民,自发来到抗震纪念碑广场排队献血。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这里曾有过和汶川同样的创痛。32年过去了,这里的伤口已经愈合,但伤痕仍然留存,他们有着更容易被触痛的神经,也更能理解千里之外的人们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哀恸。 这里是2008年5月16日23时的北京。坐最后一班375路公交车回家的乘客,目光都投向了车厢内公交电视上播放着的画面,有人侧身仰视,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观看角度,有人接手机,尽量压低声音。车内少了往日的喧闹和欢笑,这不仅仅是因为疲惫,而是因为车厢里不知不觉有一种伤悲在悄然低徊。 这里是中国的心脏,她感受到身上的伤口在流血,有一阵阵共同的心痛,在压缩我们的心房。 “汶川人,卧龙保护区,以及大熊猫,也不知安危?!”一位曾两度进川采访的记者,在北京的家中忧心地写道。5月12日当晚,她盯着电视,几乎一夜不眠。 因为激情,因为同情,更因为这无声流淌的血脉温情,哪怕是再小的一个伤口,也会牵动所有人的心。因为那些惊魂未定的眼神,时刻触碰着我们伤痕累累但依旧悲悯的内心,所以面对那些荒凉的废墟,我们的内心没有荒凉,对废墟里的每一个生命,我们都存有同样的关切和期待。 这里是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一个不因祸福而避趋的老人,携带着地图,开始用脚丈量祖国西南那些已成废墟的国土。“别哭,别哭,你们幸存活下来,就好好活下去。”震后第二天,温家宝总理在四川绵阳九州体育馆这样含泪安慰失去亲人的孩子。 士官李武心里能感受到的伤痛,亲临现场指挥救灾的总理更能感同身受。他和我们一样,内心有着共同的伤口。 这里是2008年5月14日15时的百度贴吧“汶川吧”。生于1992年的重庆女孩“破裤子和艳阳天”,在这里号召,为了支持抗灾,“让我们的留名拼凑出中国地图”。3天里,网友留言达13135条,覆盖的城市,足以绘制一张完整的中国地图。 所谓举全国之力,是一位年届七十的老人在现实世界里的呼喊与奔走,是一位军人手臂上一排深深的牙印和血流,也是一群“90后”在虚拟世界里拼起的一张中国地图。而在为灾区人民祈福的网站里,仅新浪一家,震后六天内祈福人数就达到52万多位,祈福的网友遍布我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还有149个国家和地区。 谁都明白,这不仅仅是一场惨烈的地震,更是华夏版图上被撕裂的一道伤口,也是我们内心共同的伤口。所以不管天南海北,只要血脉相连,每一次震动与阵痛,我们都能感同身受。
坚毅之外 请容纳脆弱的缅怀 汶川地震的废墟,我称之为“汶墟”。不为生造词藻,是想为纯粹的哀伤找到寄往的所在。汶墟之下,当然没有甲骨文传世,却曾记录最鲜活的生命过往,以及他们现今或还在徘徊的魂灵。殷墟以文字传名,汶墟则以人命记史。不为列传,拒为本纪,只是那逾万名录结成的死亡名单,恨其竟要继续延长。家国之殇,自由西南弥漫;魂兮归来,祭之以安静的祈祷。
救灾大计诚需戮力同心,主将们并不希望看见遍野的悲观。这应该也能够理解。30年未遇之天灾,亟待国家动员与社会协力。民众与政府当以共济的名义,一起渡过此轮劫波。只是,必要的坚毅之外,尚请容纳脆弱的缅怀。为生者庆幸,为死者扼腕,实在是人之常情。奋力救人者不能放言胜利,千里之外的人们又怎能忘却?族类罹难,又怎能苛责同胞的软弱?山河倾覆,不如恸哭。
我们所要祭奠的不是“群众”,不是“人民”,不是“百姓”,不是那些取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集体名词。承受追思的,一定是那些曾遍尝生活滋味的个人,或为儿女亲友,或为父母夫妻。他们被突降的汶墟掩埋,生活为之坍塌,跟随日常的环境一同毁灭。他们不该只是统计中的多少个零。将香火祭献给数字是荒谬的,他们应得人的待遇。
灾难史现今添加了汶川地震的篇章,严峻的哀伤不能被一笔勾销。提倡朴素而直达人心的怀念,并不一定能让所有的无力感泯灭不存。然而,大灾难的时空以数十年的间隔腾挪,民族在失落生命的同时不能丢失人性的伤怀。要知道,最终能治疗创伤的只有人性,而非国家意志。
把罹难者当作人而不仅仅是自然的牺牲品,并把这种理解作为一切后续行动的新起点。只有这样,处在非震区的人才能与灾民分担痛苦,国人、国民等类似词语中的寓意才可恢复平衡。悲伤应该是具有力量的,也就是说,挽救悲伤的恰恰是悲伤本身。哀伤无用论的嘲讽者不会明白这点。祭祀绝非无用,悲观绝非轻浮,问题只是,经过长久的背叛,我们遗忘了悲伤的真切含义。 (http://www.51985211.com)
历史若有心,这次也会徘徊在汶墟上哭泣。死生的转折变幻莫测,辗转在不同的人群中,为灾难史雕刻血泪的细节。很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能快速消除的噩梦,让那些走进幽乡、冰池和火窟的举动都成云烟散尽。可叹息不断、悲啼不绝,这些设计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奢望。
不为赞美,停歇欢愉,止息争论,向着汶墟的方向保持静默。祈愿魂散了也能聚合起来,并一一落实它们终极的乐土。他们虽已走开,却仍和生者同在,构成血脉的不同成分,归去来兮,见证彼此。 |